提起数学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烂熟于心的概念、公式、定理还是微积分、线性代数、概率论？数学专业的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？ 在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媒体见面会上，丘成桐院士携王虹、邓煜、袁新意、傅吉祥、翟敬立、罗智泉、鄂维南、单芃、舒其望等九位顶尖数学家共同面对公众。他们谈数学研究、谈人才培养、谈科研合作，在一次次真诚的对答与交流中，回应着一个共同问题：当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站上世界舞台，数学作为基础学科，能否在未来五到十年内，引领中国真正走向“学术强国”？这场在上海召开的大会，正是一次集体作答的机会。 时光回溯到1998年，当大会主席、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首次发起这一盛会时，初衷仅仅是“将世界各地的华人数学家凝聚起来”，“让华人数学家在世界舞台上占领一席之地”。 而如今，站在2026年的门槛上，丘成桐的判断充满信心，未来五年到十年，将是中国数学实现跨越的关键时期，“中国未来5年到10年一定成为数学的强国”。 2025年2月，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、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王虹与同伴用一篇长达127页的论文，宣告证明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“挂谷猜想”。她并没有过于兴奋。“其实也没有一个特殊的灵感时刻。”王虹坦言，最初甚至并未想过要直接攻克这一猜想，只是对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博客中记录的想法进行严谨论证。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，随着工具的成熟和框架的清晰，她和科研伙伴在论证过程中逐渐确认是可以证出来的，“并没有一个特别兴奋的时刻，情绪比较平均”。 “坚韧与耐心两个特质对数学家来说尤为重要。”在北京大学教授袁新意看来，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个，不断试错的过程，失败是常态，沮丧更是家常便饭。研究人员需要具备从沮丧中走出来的能力，在几个星期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尺度上，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，直到看清其底层的逻辑。 “我们做数学的人，‘顽固’这个特质是被低估的，”陈省身奖得主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翟敬立看来，与其去追逐当下的热点，不如去关注那些“比较冷门的问题”，甚至要有勇气去触碰那些“完全没有人做的问题”。这需要一种近乎偏执的固执，一种不被外界评价体系裹挟的定力。 “28年来，大会办得越来越成功了。”作为iccm的发起人，丘成桐见证了28年来华人数学界的整体蜕变。他表示，大会的成功不流于表面，更在于学问内容的跃升，“20多年前，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只有数学奖金奖堪称国际一流。但现在，无论金奖、银奖还是论文奖，获奖者都具备国际一流水准。其中约三分之一获奖者为国内学者，这说明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。” 在他看来，这种进步的根本原因，不是“某个人突然变得很厉害”，而是整个系统能力的提升。“过去很多学生需要通过我们引荐，去世界一流大学读博或访问。现在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已经在美国、欧洲、中国本土各地的顶尖学术机构任教，并带出一批又一批后继者。”这套机制的反转，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全球学术网络中开始占据节点位置，不再只是“输入”或“学习”。 代际传承，在iccm的平台上尤为直观。复旦大学教授傅吉祥回忆起他与丘成桐的交往：丘先生对数学的热情与执着深刻影响了他对数学的认知和研究方式。2004年，傅吉祥赴哈佛大学访学一年，此后连续四年受丘成桐邀请，每年赴哈佛开展3至4个月的学术交流。他表示，自己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两篇论文是与丘成桐合作完成的。 清华大学教授单芃谈及自己第一次参加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是在2013年博士刚毕业之时。十多年过去，“这次大会上，也有我回到清华后教过的学生，他们已经博士毕业，做出了很好的成果并作报告。”这种从参会者到培养者、再到见证者的身份变化，让她倍受鼓舞。 当数学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始频繁交汇，许多原本只存在于黑板与论文中的问题，被推到了更开放的技术与社会语境中。 “ai对数学的介入不是威胁，也不仅仅是工具，而是一种‘共进化的合作伙伴’”。北京大学教授鄂维南举例说，在多体量子问题等复杂领域，ai的计算和模拟能力已逼近人类顶尖学者的水平。“但我们并不完全理解ai的决策逻辑，这种‘黑箱感’是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的部分。”在他看来，这种合作不是简单地“用ai去解题”，而是双方在试探、互补中推进知识边界。 人工智能拓宽数学的边界，但真正走进这门学科的起点，依旧是兴趣本身。谈及数学研究者最重要的特质，芝加哥大学教授邓煜的答案是“持之以恒的兴趣。”在他看来，真正走向数学研究，需要经历两个阶段：先是激发兴趣，再是在有兴趣的人群中识别并培养适合深入研究的人才。 当研究边界不断外扩，数学家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。作为华人数学家，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？在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舒其望看来，数学家不仅要做研究，还要主动参与国际交流，组织学术活动，推动不同国家、不同代际学者之间的合作。“要把数学推广开来，把大家对数学的兴趣提起来。”基础学科的生命力，不只存在于论文中，也存在于被不断理解、不断进入的过程中。
